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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福生在赴歐美之後,尤其是在紐約期間,原來沒有頭的人體成為更加明顯而開放的形式母題,而且大量出現在作品當中。1964年,白先勇再度造訪顧福生在紐約的畫室。根據他的觀察,此一時期的顧福生擺脫了先前在台灣的「青色時 期」:「他這個時期的畫,還是以人體為主......不過,這些人體已擺脫了早期的拘泥與凝重,人平地飛起,多采多姿起來。」對白先勇而言,「顧福生的畫由早期靜態的悒鬱變成了動態的焦慮。」
白先勇所指的「動態的焦慮」,其實就是一種不斷在奔跑──或奔逃──之中的運動。由於畫中的人體不知奔向何處,有時甚至表現為一種飄浮的狀態,因此, 很容易使人解讀為無處安頓,或是心理上不知方向的焦慮投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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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頭意味著死亡。就文學性的意涵而論,顧福生的「無頭人」形象或許也可以理解為死亡與重生的共同體。面對社會體制及家世背景所期待於他的「超我」 (superego) 身分,顧福生選擇了離散與隱匿,以此回歸「原我」(id;也譯為「本我」) 的召喚和認同。顧福生透過藝術進行自我的啟蒙,勇敢地敞開了原本被遮蔽的身體。就在此一認同的啟蒙過程裡,「無頭人」以一種自我放逐的姿態,宣示了舊身分的死亡,並在放逐的漂流之中,建立了真正屬於自我的完整性。
佛洛伊德 (Sigmund Freud, 1856-1939) 曾經從精神分析的角度,對古希臘人的美杜莎 (Medusa) 斷頭神話進行詮釋。透過神話與藝術史中所見的美杜莎形象, 佛洛伊德開門見山地提出了「斷頭即閹割」之說。相較而言,顧福生卻是自發地選擇以無頭人的形象,作為個人身體書寫的表徵,其畫風同樣也指向一種陰性的美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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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展「顧福生:自我之歌」第二章「衣櫃」文章取自《繁花聖境 ──顧福生藝術初探》王嘉驥 著